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影视剧中的“新国风”是一整套视听体系，包括建筑、服饰、器物，以及礼仪、辞赋、规制等。细节和气质中浓郁的传统审美，是“新国风”带给观众的最大感受。

　　古装剧《鹤唳华亭》一上线就收获不少关注。这部“服饰艺术从北宋，典章制度从明代”的架空剧，其建筑、服饰、器物的华美，以及礼仪、辞赋、规制的严谨，成为许多观众议论的话题。

　　既有人文内涵又兼具时尚飘逸，新式古装作品近年已形成一股类型：《绣春刀》《琅琊榜》《军师联盟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都是其中典型。有学者将其定义为“新国风”——用基于当下日常和流行文化的目光去审视、重构源自中华传统的文化元素，在这些影视作品的传播过程中，则体现出年轻一代用古今对话的姿态传播历史文化的新趋势。

　　这种用当代视角打捞进而传承历史文化的作品，将传统文化推至时尚前沿地带，是激发青年一代亲近传统的有益尝试；同时，如何掌握尺度、如何尊重传统，让审美体验对话严肃历史而非取而代之，这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　　走红，切准年轻人的观剧习惯更呼应了情感需求

　　同时兼具当下青年文化、网络文化以及时尚流行文化的特点，是“新国风”作品最大的创新点，而中国青年一代文化自觉的崛起是其主要推动力。

　　“当下青年一代具有更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认同，他们不再把传统文化视作纯粹的审美客体，或遥远的文化想象符号。”在中国传媒大学学者王茵看来，传统文化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生活中息息相关的“活”的事物，这种充满主动性的审美文化心态，也在塑形影视作品的审美倾向。

　　通过荧屏故事，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“共情”，是许多新国风影视剧成功的关键。复旦大学学者龚金平将年轻人对这类作品的话题探索，解读为“历史题材影视剧如何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与熟悉感”。他以今年的“爆款”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为例，这部“长安反恐故事”无论在细节铺陈还是人物心理拿捏上，都在向青年审美、流行文化靠拢：比如，剧中各大望楼之间组成的庞大信息网络，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GPS定位系统，而被用于推理及人才选拔的大案牍术，简直就是古代版大数据。除了这些“硬件”的推演类比，与年轻人心态的契合则更为重要，剧中主人公步履蹒跚，却抱定决心不灭赤诚，坚持内心的抉择，这样的“燃系叙事”，很容易让年轻人找到情感和价值观的共鸣。

　　“新国风”的走红，也与当代年轻观众“玩在其中”的欣赏习惯有关。青年观众善于使用网络工具，热衷文本解构再造，追求同好呼应，这让“新国风”作品拥有了更为强大的话题延伸度与传播力度。《琅琊榜》中的黄金对称三分构图；《绣春刀》里的明朝“公务员”薪资探讨；《军师联盟》中司马懿的“妻管严”家庭模式；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女性婚恋观比对……创新的美学风格、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，都成为“新国风”作品的天然磁力，撬动观众的审美认同，也成为他们进行二次延伸创作的天然素材库。

　　挑战，审美体验与历史知识之间应采用什么姿态对话

　　“新国风”盘活了历史文化资源，让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下日常生活图景中空前活跃起来，却也面临着感性审美体验与严谨历史表达之间的“纠结”。

　　一些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，惊艳与争议并存。《绣春刀2》上映时，片中对崇祯皇帝颠覆式的塑造就曾引起一些明史爱好者的不满。电影中的崇祯被塑造成一个阴郁狠毒、两面三刀的角色，这种“白切黑”式的人物塑造十分新颖，亦造就了极强的剧情反转效果，对喜爱动漫式人物塑造的青年一代来说，无疑是“带感”的，但与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勤勉帝王形象相去甚远。今年大热的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同样面临这一问题。电影中，哪吒被设定为缺爱的“熊孩子”，在捣乱与破坏中寻求存在感。改邪归正后拯救世界的故事构架，固然可看性十足，却也颠覆了人们长久以来对这位传说小英雄的认知。

　　在王茵看来，“新国风”要健康发展，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相对开放、包容的态度，并能构成一个创作者与观众、审美与历史平等对话的平台。“影视作品并不能替代严谨的文化历史资料，其更大的功能是激发观众对历史民俗的研究兴趣，自发地从史料中进一步研究学习。”在她看来，一些“新国风”作品引发热烈讨论，声音有赞有弹，这种来自观众的讨论与挑刺，不啻为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。“创作与观众也不能画地为牢，滑向以审美体验代替真实历史的极端，要有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，及严肃的观史立场，不能扭曲抹黑基本的民族记忆。”

　　有学者认为，“新国风”的兴起传递出青年一代拥抱传统文化的积极信号。如何让深刻的传统文化知识登上这一流行文化趋势的有力跳板，提高全民历史素养，是对当下文化传播提出的新命题。(张祯希)

　　转自：文汇报